作者：周大鳴（國家社科基金項目“走廊與聚落——瀟賀古道石枧村民族志研究”負責人、中山大學教授）

瀟賀古道是秦、漢王朝基于大一統目的而修筑的水、陸通道，由瀟水—新道—臨水（賀江）構成。古道位于湘粵桂三省的交界地帶，陸路段經道縣、江永、江華等地，穿過都龐嶺與萌渚嶺之間的富川縣后達臨賀（今賀州八步區），北接湘江支流之瀟水，南連西江支流之賀江，長江水系與珠江水系因此相連，是古代中原連通嶺南的主要通道之一，也是“海陸絲綢之路”的重要對接通道之一，距今已有兩千余年歷史。

瀟賀古道的形成與演化

秦統一后，開啟了平定嶺南的進程，并于“三十四年，適治獄吏不直者，筑長城及南越地”，修建瀟賀古道等入嶺通道。秦代的瀟賀古道大致分兩種走向：一是西線，據《富川縣志》載，先秦時楚越民間多利用南嶺天然孔道交往，公元前213年，秦擴建嶺口古道為“新道”，新道起于湖南道縣雙屋涼亭，經江永縣入富川縣，經麥嶺、青山口（葛坡）、黃龍至古城接賀江，全程170公里，寬1米至1.5米，為青石或鵝卵石鋪筑；二是東線，從湖南道縣經江華縣的大路鋪、白芒營、大石橋至廣西的白沙達賀州。另外，從白芒營也可入萌渚嶺一側的小圩、大圩，經廣西的開山后達桂嶺，《賀縣志》稱此岔道為桂嶺通楚古道，辟于春秋戰國時期，全道翻山越嶺，蜿蜒曲折，長22.5公里，寬2米，路心砌鵝卵石、片石。

至漢代，古道基本沿用秦時線路，是漢朝統一嶺南的主要通道，并投入大量人力、物力維護與擴建。例如，公元前196年，漢高祖派陸賈出使南越，取此道順賀江下西江。公元前112年，漢攻南越，“歸義越侯二人為戈船、下瀨將軍，出零陵，或下漓水，或抵蒼梧”，漢軍取此道下蒼梧。平定南越后，嶺南置南海、蒼梧等九郡，其中蒼梧十縣中有封陽、廣信、馮乘等六縣設在古道沿線并筑城防守。公元前111年，古道擴修為“楚粵通衢”，江永縣經桃川至富川古城的線路，東移至經麥嶺、葛坡南下至古城，并在富川西北設謝沐關，由陸賈等將官駐守，關內有千夫營、兵棧、糧庫等，目的是控制此要道。

唐以降，隨著梅關古道（一東）的開辟與靈渠（一西）的重修，瀟賀古道作為官方通道的地位下降。一方面，公元716年，張九齡奉旨在大庾嶺路基礎上開鑿新道，將其修拓成“坦坦而方五軌，闐闐而走四通”且可容兩車對行、長30余里的大道，大幅縮減了中原與嶺南的距離，自此“蟻施魚貫百貨集，肩摩踵接行人擔”；另一方面，公元825年，觀察使李渤重疏靈渠、增建陡門，“重為疏引，仍增舊跡，以利舟行”，便利行船與灌溉。公元868年，防御使魚孟威續修靈渠，“渠遂洶涌，雖百斛大舸，一夫可涉”，靈渠通航能力大增，加上桂林地勢比賀州平坦，靈渠成為中原直通廣西的水路要道。

此后，瀟賀古道逐漸從國家性的交通要道轉變為地方性的民間通道，但其仍是溝通嶺南、嶺北民間交往、商貿往來、民族遷徙的通道，歷代地方官府與民間士紳不斷對其改造與修繕，逐漸形成了一套主次分明、水陸并舉、路路相通的復雜交通網絡，古道沿線也留下大量關隘、祠堂、長亭、碼頭、文廟、橋梁、寺廟等歷史遺跡。新中國成立后，隨著湘桂鐵路與各級公路的修建與開通，尤其是1966年龜石水庫建成后富江航道的衰落，導致古道失去樞紐作用而退出歷史舞臺，如今只能在其沿線的鄉野或古村落中覓得部分殘跡。

從瀟賀古道到南嶺民族走廊

1978年，社會學家費孝通首次提出“走廊”概念。20世紀80年代，他進一步闡述了南嶺、藏彝、河西等民族走廊的價值，用宏觀、全面、整體的觀念去看各民族的來往變動。通過民族走廊的視角，較好地解答各民族的形成、接觸、融合、變化等問題，此提法也將“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”理論推向了具體化、可操作的層面。他認為，將中國各民族走廊的民族互動整合起來，基本構成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格局。

南嶺作為地理學概念，是湘、粵、桂、贛四省區邊界一系列山脈總稱，包括大庾、騎田、萌渚、都龐、越城等五嶺，是古代隔絕中原與嶺南的天然屏障，《史記》載“（秦）北有長城之役，南有五嶺之戍”，故南嶺也被稱為五嶺。在南嶺走廊，長期生活著壯侗語系的壯、布依、侗、水、仫佬、毛南以及苗瑤語系的苗、瑤、畬等民族，還有歷史上從這條走廊遷徙的漢、回、彝、仡佬、滿、土家、傣等民族，因此南嶺也是各民族交往、交流、交融的核心地帶之一。據宋人周去非考證，“入嶺南之途有五，自道入廣西之賀，四也”，瀟賀古道作為南嶺五道之一，具有通行早、陸途短、水路近等天然優勢，推動了南嶺及嶺南地區的人口遷徙、農業開發與民族融合等。

一是人口遷徙。公元前214年，《史記》載“（秦）發諸嘗逋亡人，贅壻賈人為兵，略取南越陸梁地，置桂林、南海、象郡，以謫徙民五十萬戍五嶺，與越雜處”，《永州府志》載“秦置五嶺之戍，萌渚之嶠，江華白芒營是其一焉”，說明瀟賀古道在秦時已是主要移民通道。秦末，趙佗“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，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”，建立南越國政權后，他又實施“和輯百越”政策，推動中原人與越人通婚。此后，歷代中原人口多因駐軍戍邊、流放謫貶、躲避戰亂等因素不斷南遷與越人融合，百越民族也憑此道遷徙擴散，廣泛分布在嶺南的客家人便是南北民族大融合的例證。

二是農業開發。先秦時期，南嶺及嶺南地區人口稀少，勞動力匱乏，《史記》載“楚越之地，地廣人稀，飯稻羹魚，或火耕而水耨”，而秦及后世歷代中原人口的南遷，也帶來了先進的生產工具、冶煉技術與農耕技術，在瀟賀古道沿線傳播并擴散。例如，廣西考古資料表明，中原先進的農業技術早在漢代就在南嶺及嶺南地區廣泛傳播使用，賀州蓮塘出土的東漢墓葬中有兩件三角形的鐵鏵，底面平滑、正面隆起，中空可容犁頭，說明牛耕技術已推廣。廣西貴港羅泊灣一號漢墓曾出土銑15件、鍤40件、鋤120件等大量鐵制農具，《從器志》木牘上也記錄了水稻良種的倉儲技術等。

三是民族融合。瀟賀古道沿線生活著瑤、漢、壯、苗、侗、彝等10余個民族以及七都、八都、九都、廣信、民家、保慶、廣府、客家、桂柳、梧州等20余個族群，各民族在文化上彼此吸收借鑒，互相幫助、互相尊重，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、誰也離不開誰。例如，在富川縣，漢、瑤、壯、彝等多民族共居一村，各民族相互通婚且一個家庭會說四、五種民族語言的現象十分普遍。古道沿線的劉仙娘、盤古、龍王、關帝等神靈及其廟宇，也多由各民族共同修建與祭祀。1991年，在賀州沙田鎮出土的國家一級文物麒麟樽，集龍、鳳、麒麟等于一身，亦是中原與百越民族融合的歷史印記。

道路、走廊與開放的中國

公元前138年，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，開辟了“陸上絲綢之路”，但匈奴控制下的河西走廊，阻礙了絲路的暢通。公元前111年，漢武帝平定南越后，為尋求前往西域的新通道，意外開辟了一條“海上絲綢之路”。據《漢書》載，漢武帝曾派黃門譯長率招募商人等，攜黃金、繒布、絲綢等從長安出發，南下至合浦、徐聞出海，往西南航行至都元、邑盧沒、諶離、黃支等國，換取珍珠、寶石等，至已程不國后返程長安。此次遠航雖未到達西域，卻意外打通了一條海上貿易通道。

此通道可視為南嶺交通的對外延伸，即借助連接長江水系與珠江水系的瀟賀古道等通嶺要道，中外的海陸交通與商貿往來得以溝通，因為瀟賀古道的東西線路在賀州匯合后可順流南下，往東可通珠江，出粵、港和東南亞地區；往西沿西江與徐聞、合浦的港口相通。海上貿易暢通以后，中國的絲綢、瓷器、茶葉、黃金、漆器、香料等不斷傳至海外，國外的珊瑚、琥珀、玳瑁、珍珠以及胡椒、玉米、番薯、馬鈴薯等相繼傳入中國，從而促進了中西方的商貿互惠、文明交流以及中國農業經濟的發展。

綜上，交通是經濟的脈絡和文明的紐帶。如果我們以瀟賀古道為起點，將目光聚焦在南嶺走廊的外部區域，就會發現中國三大民族走廊相互連通的脈絡，即：南嶺走廊溝通了中國的海路與陸路，河西民族走廊溝通了中亞和西亞地區，藏彝走廊溝通了南亞地區，勾勒出一個“互聯互通”的亞洲體系，推動了民族遷徙、經濟融通、人文交流，記錄著亞洲各國交往交流、互通有無的文明對話。

《光明日報》（ 2022年04月20日11版）

來源： 光明網-《光明日報》